1997年，在全国人民迎接香港回归祖国的欢呼声中，我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踏上人生新的征程。9月，我走进了新的工作单位——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单位成立于1984年，只有7个人的编制，负责组织、联络、协调、指导全省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我来到这里，按大家的说法是专业对口，全班22个人中仅留下的两颗火种之一。然而，我志不在此。尽管在校期间，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的领导对我们这个全国第一个民族古籍专业本科班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也尽管张公瑾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极为折服，但这个专业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没挑战、没前途、坐冷板凳的老古板。初到单位，我还每天坚持学习英语，留意着报纸上各种各样的招聘信息，想着有朝一日能换个工作换个环境……老主任几次找我谈话，说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不能这样混日子，可我认为，没有兴趣的工作，无疑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1998年，国家民委全面启动了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工程，5月，在桂林召开了全国编目培训会议，云南组织了来自省、州、县和云南民族大学的9名同志前往参加，我也有幸参会。1999年4月，省人民政府第24次省长办公会议在省民委召开，专题研究民族工作，云南的少数民族古籍编目工作得到省政府重视。1999年6月，云南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云南省编纂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三次全省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会议，就《总目提要》云南各民族卷编写工作做出全面动员和部署。2000年3月，省古籍办在昆明举办《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目培训班，对参与编目工作的94名专家和专业人员进行培训，由此云南的少数民族古籍编目工作全面实施。2003年，《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作为全国示范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之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白族卷、哈尼族卷相继出版发行。2008年以来，云南省参与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瑶族卷、苗族卷也纷纷面世。2018年9月，在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省民宗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关心支持下，云南已完成并上报《总目提要》之《独龙族卷》《怒族卷》《德昂族卷》《阿昌族卷》《基诺族卷》《布朗族卷》《普米族卷》《景颇族卷》《彝族卷》《傣族卷》《拉祜族卷》《傈僳族卷》《佤族卷》等13个世居少数民族古籍提要的编纂工作，待审定出版。在这弹指一挥间的20年中，我完成了从学生到专业技术人员的转变，2003年通过评审取得助理研究员资格，2006年通过全省中青年专业技术人员破格评审取得副研究员资格，2013年通过评审取得研究员资格，2016年获得“省突”荣誉称号。

　　工作成就了我，工作敦促我成长。犹记得2003年“非典”期间，为了尽快完成《总目提要》白族卷的编纂审稿任务，施珍华、张锡禄、段伶三位老师，不顾非典期间有病毒感染的危险，不辞劳苦从大理来到昆明，和我们古籍办的专业人员一起改稿。施珍华老师年纪最大，腿脚残疾不便，老人家工作非常认真，每一个词条都要认真地反复核对，拿不准的地方几位老师往往要讨论上一阵子。有好几次，我们看着施老师疲惫地脱下眼镜揉眼睛，都劝他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躺会儿，他却直摇头，说不用不用。半个多月时间，我们始终奋战在办公室，就连“五一”七天长假都无一人请假休息。三位老师年岁都近六十，施老师早已退休，他们来自不同的单位，为了同一个本民族的文化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感染了我。

　　民族古籍工作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抢救保护工作，我刚到单位时，文件柜里只零散地放着几盘陈旧的磁带，听老同事说是他们过去录的一些口传资料，具体民族和内容都不清楚。1999年，民族古籍工作被列入省长办公会的议题，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省民族古籍办的工作经费得到了充足的保障，时任古籍办主任的普学旺主任做出了征集抢救散存于民间的濒危民族古籍原件的决定。自当年开始，省古籍办所有人员便深入全省各州、市、县进行调研，通过当地各级民宗局、文化馆多方查找线索、联系古籍原件持有人，征集了大量濒危古籍。历经20年的征集、抢救工作，目前省民族古籍办已单独构建了少数民族古籍特藏库，库藏彝、傣、瑶、纳西、傈僳、壮族文献古籍原件3300余册卷，成为西南地区收藏各民族古籍种类最多、原件最多的民族古籍资源库，其中所藏瑶族古籍数量居全国首位。这些古籍中有15部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征集古籍的路上，除了崎岖的山路、泥泞的土路、滑坡的断路，最难忘的，还是绿春到元阳一个村子里的一段夜路……那是十二月份，天很冷，我们到绿春已经两天了，住在县城仅有的一家旅馆里，没有热水洗不了澡，冻得直发抖。第三天傍晚，元阳县文化馆的卢朝贵老师给普主任打来电话，说在元阳的一个村子里有个老毕摩去世了，他的儿子没能力传承他的衣钵，打算把他生前用过的经书给我们，当天晚上他儿子可以把经书拿到路边等我们。挂断电话，普主任立即召集我们赶往元阳，见到老毕摩的儿子时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天还下着小雨，卢朝贵老师在路旁铺了个蓑衣，我们一群人就蹲在路边，有人打着手电筒，有人翻看着经书，有人记录着收藏人的情况和书的内容，有人给毕摩的儿子做着思想工作……待征集完这批二十余册的古籍回到元阳的宾馆时，天已渐亮了。

　　民族古籍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各民族的“根谱”，各族人民对典籍的虔诚和信奉，让我感到民族古籍工作并不只是一个工作一项事业，它还承载了民族的希望。记得一次到孟连调研，恰逢文化局一位傣族干部的父亲去世，我们受邀参加了他们家的丧礼仪式。整个仪式中，这位在县城里当干部的儿子，始终跪在地上，虔诚地头顶傣文经书，当时的画面深深震撼了我。每天我们在古籍库里摆弄的古籍经籍，在我们的眼里，它们只是一本书，而在少数民族群众眼里，它们是奉若神灵的民族魂，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它的指引和教导，这是他们的信仰。正是明白了这一点，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我们所抢救、保护、传承的不仅是民族的文化，还是民族的精神、灵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定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要继承好、发展好自身文化。多年来，省民族古籍办始终将翻译、整理少数民族文献古籍作为工作重点，先后出版了“云南民族古籍丛书”80余部；“汉族题材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译注”系列丛书之《董永记》《唐王游地府》《白扇记》；《云南少数民族绘画典籍集成》《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云南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全集》等。2008年，组织编纂出版了大型巨著《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要》，全书共收录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19600种，800余万字，对云南各民族口传古籍进行了第一次大展示、大盘点和大汇总。2011年，全面启动“中华古籍善本再造工程”之编纂出版《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珍本集成》100卷，至今已正式出版发行彝、傣、傈僳、普米、纳西、藏、回等民族古籍珍本60卷，组稿完成至83卷。这批民族古籍的出版，为云南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得到了业界的一致好评，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第二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第二十四届优秀美术图书‘金牛杯’评奖金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奖项。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民族古籍事业任重而道远，它的长足发展与丰硕成果凝聚着几代古籍人的心血和奉献，尽管现在这项工作仍然面临着人才溃乏、技术落后、资金不足等困难，但作为古籍人，为这番热爱的事业，为守护好子孙后代的文化瑰宝，我们将殚精竭力、砥砺前行！

　　作者简介：龙江莉，女，苗族，1975年5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1997年9月参加工作，现任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信息资源科科长、研究员。2016年获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