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至15日，第七届国际西南佛教文化论坛年会暨首届佛教中国化高峰论坛在昆明举行。本次会议由云南大学佛教与现代宗教理论研究所、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重庆华岩文教基金会、云南省宗教学会、云南师范大学佛教与传统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近70位专家学者围绕西南地区佛教文化、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等主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刘成有认为，中国古代中原人对来源于印度的佛教进行了两大选择性接受：在北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中选择性地接受大乘佛教，在北传佛教中选择性地接受如来藏思想。这两大选择性的接受，离不开汉唐经学丰厚的文化土壤。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与自利利他的菩萨精神，内在良知的德性诉求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之间，显示出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意义，而且诠释出文明互鉴、多元通和的现实价值。

华侨大学教授张云江认为，经过慧远、神清等历代佛门大师的发展，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容纳、接受了儒家的伦理观念及礼仪规范，在礼仪方面实现了中国化转型。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梁晓芬认为，南传佛教从东南亚传入云南傣族地区之后，通过与傣族土司制度的交流互鉴、与本土信仰的调适共存、与传统文化的互动融合以及巴利文大藏经的傣译、传承，实现本土化，最终发展成为独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色的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她指出，南传佛教中国化是一个持续的历程，需要不断地探索与实践。南传佛教的本土化历史经验，可以为推动云南南传佛教在新时代坚持中国化方向，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

云南大学讲师钱姝璇认为，历史上，宗教道德意识在傣族伦理思想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南传佛教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与傣族人民的生活和实践相融合，深刻影响傣族传统伦理道德的发展和演化。

南京行政学院讲师侯广信认为，佛教作为异质文化初传中国时，曾遇到思想观念、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困难。为此一些佛经翻译者及中土僧人利用中国固有的哲学思维、语言概念去解释佛教的逻辑架构、名相事数，并将之称为格义。格义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提谓波利经》作为南北朝中国僧人撰述的沟通中印、融合儒道之佛典，格义之法在它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五戒、五方、五星、五岳、五帝等名相之间一对一之比拟，到佛戒与道体、忠孝等观念比附，无一不彰显格义之法曾经的辉煌，为佛教中国化提供了丰富、详实、生动的历史材料。